首页 »

【青年学者谈创世神话】张定浩:神话谱系建构少不了屈原这样的强力诗人

2019/10/10 3:34:51

【青年学者谈创世神话】张定浩:神话谱系建构少不了屈原这样的强力诗人


编者按:群集中国学术文化界知名专家学者与当代艺术界艺术大家联手打造的中华创世神话创作与研究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推开。

创作者队伍中,三张在文学批评和创作领域颇有建树的年轻面孔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分别是75后的张定浩、黄德海和80后的项静。他们担当“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学故事脚本的撰写工作,并将为接下来的史诗创作提供参考。他们的工作既有对于学术文本的参考、研究,又有对于神话材料和典籍广泛涉览、梳理基础上的创造性重写。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于神话于当代生活之关系、对于今人如何看待和再写神话,有着怎样的见解。本刊独家约请三位青年学者展开笔谈,分别于今、明、后三天在上观推出。


 

我不是作为一个神话专家去撰写有关创世神话故事的,而是因为受命写鲧和禹的故事,遂被迫一脚闯入一个原本知之甚少的领域,几个月鼹鼠饮河式的阅读加上浅尝辄止的写作,本身虽完全谈不上能有什么新见新得,但对于旧见和旧得,以及写作中才会遭遇的困难,多少有一点切身的体会。

 

中西神话的区别,诸如为什么中国神话仅存零星而不成系统,为什么汉民族缺乏与神话紧密相连的史诗传统,等等,自鲁迅、茅盾以来就是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然而大多数的解释,都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即认为神话已经是一个过去完成时的、不可改变的既定存在,现代人能做的工作,是辨伪、钩沉、搜集整理,乃至适度的系统化构造。也就是说,默默地用神话学来取代神话,如同用观念史取代观念,用文学史取代文学。

 

这方面,现代以来,大抵从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为发端,随后,因为中国神话与上古史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是由古史辨派和考古学者接管了神话领域的发言权,神话研究和古史学交融在一起。因此,我们今天要了解中国神话,首先要研读的,非得是上古史方面的著作。而这意味着,从简单的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折返,先回到幽暗混沌的古典想象中去。以大禹为例,自顾颉刚、童书业合著的《鲧禹的故事》之后,禹至少在汉代已为社神这一说,几为定论,又经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等学者之后,我们会发现,类似大禹治水、合诸侯于涂山等故事可以被还原为一系列先民祷雨神话,禹本身也随着东夷和西羌诸民族在这块陆地上的起伏,经历了一个从雨神到山川之神再到社神的变迁。这里面有两重升格,一是从上古至春秋,禹从传说人物被官方或民间慢慢升至某种社会需要的神格;一是从宋明到现代,禹在被儒家从神坛拉下并赋予圣人之格后,又被现代史学逐渐恢复其更原始的神格。

 

 

古史的研读与训练,不是教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某个历史或创世神话形象的本质,而是让我们明白和体会在任何历史或神话形象背后的种种具体复杂与含混多变,以及一代代人的想象与要求如何在这些形象身上的附着与体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纠缠在诸如“禹的祖籍一定在(不在)某处”或者“禹一定做过(没做过)某事”这样的简单断论中。又比如在《尚书·禹贡》中出现的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重点就不在于这是否为禹的真实事迹,而在于通过这样的事迹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对于这块大陆的地理认知。某种程度上,创世神话人物都是类似0的存在,我们不是通过历代典籍和史料去捕捉这个0的所谓本质,而是借助这个0与每个时代不同的真实关系,去理解每个时代,乃至最后理解我们自身。

 

但与严肃学者对于幽暗复杂的艰苦探寻相对立的,永远是民间对于简明和确定性的执着要求。因此,在创世神话领域,与古史研究一直并举的,就是民间故事和口头传说。然而,与列维-施特劳斯对于美洲原始部落的诸多富有启示意义的人类学调查不同,由于中华民族作为整体早已是一个被高度文明化的民族,即便你从某个乡村90岁老叟那里听到的故事,其所谓的民间内核,也不过是几代人口耳相传,最多不过是上溯至明清罢了。民国时候有一本很奇特的书叫作《中国上古神话演义》,作者是余杭人钟毓龙,用类似《封神演义》的章回体小说形式写上古神话,虽然想象力不凡,但里面贯穿始终的却依旧是后世才有的君臣思维和儒家理想,而就是这种来自乡绅的想象落到民间,汇聚成所谓的口头文学和民间文学,其距离原初神话精神之遥远,可想而知。

 

我们看到已经有的两条理解中华创世神话的进路,历史的和民间的。神话遂暗暗分裂成两种形式,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神话,和作为通俗故事的神话。类似袁珂这样的现代神话学者所做的努力,也就是在学术研究和通俗故事之间作一种尽可能的整合。但假如我们把西方神话作为参照物进行比较(这种平行参照其实从一开始就存在),会发现在种种表面的差异背后,事实上我们的创世神话一直少了另一个维度,少了另一种人的参与,那就是强力诗人。

 

 

希腊奥林波斯山的诸神不是一开始就待在那里如同地下文物或海底沉船一样被发掘或打捞的,而是有了荷马和赫西俄德这样的杰出诗人,古希腊诸神的谱系才得以成形;同样,是先有了维吉尔和奥维德,古罗马民族才确认了自己的神话源头。这些史诗诗人不仅仅是整理者、研究者、讲述者,更重要的,他们还是创造者。是这些诗人,将那些在时光流转中抵制变形的散乱又坚硬的神话素材,与自身所处的时代,与人类的各种基本欲望,糅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一个民族的精神源头。

 

在中国,曾经最有可能成为类似这种创世诗人的是屈原。他的《天问》,可以视为一个大混乱时代起意追寻精神源头和整体性的创世神话总纲,因为任何神话,都起源于人的疑问,和对疑问的解释。假使屈原可以活得长久一点,那些他所提出的看似没有答案的问题,或许会一点点逼迫他给出自己的答案,而这答案也不是真理或事实,只是对人的重新理解和意义的创造。

 

在屈原之后,那些中国人未曾完成的神话欲求,遂朝着两个方向遁离,即文人笔记体小说和道教,这其中的枝节蔓衍,不是这篇小文章有能力概述的。然而干宝《搜神记》序云:“有所感起,是用发愤。”要理解各种“神道设教”中的那颗唯独属于写作者的感发之心,当是今日诸君从事创世神话工作的前提。


本文组稿:徐芳    编辑:伍斌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雅昌新闻、中国画收藏网  图片编辑:苏唯